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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人希冀书籍永存的依托,两百多年来藏书第

时间:2019-11-04 10:33来源:中国历史
古代,在一些嗜书如命的文人中,流传着一种名为祭书的活动,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期待藏书得到神灵保护,并且希望子孙将书籍世代永保。古人举行祭书仪式的原因,是由于过去最不易

古代,在一些嗜书如命的文人中,流传着一种名为祭书的活动,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期待藏书得到神灵保护,并且希望子孙将书籍世代永保。古人举行祭书仪式的原因,是由于过去最不易得而又最容易遗失的,莫过于古书。那时书籍的命运多舛,历史中,有的书籍因战乱丢失,有的被人为毁坏,而在那个保护图书技术手段相对落后的时代,当读书人对于珍本书的爱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时,他们便寄希望于神明的力量来护佑这些书永远流传下去。 虽然在今人看来,祭书属于一种迷信活动,鲁迅先生也曾作《祭书神文》揶揄过此事,但是从这些读书人虔诚的热忱中却表达了他们对典籍的崇敬之情,以及希望将其永久留存于世的美好愿望。 最早的祭书活动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,《南齐书·臧荣绪传》记载,臧荣绪是当时一位好学之士,最爱读孔子之书,每年孔子生日那天,他都会在家中陈列《五经》来祭拜,以示对孔子的尊崇和对经书的崇拜。后人因为他的故事画了一幅《拜经图》,臧荣绪也因此成为那时读书人爱书的典范。到了唐代,据《唐才子传》记载,唐代诗人贾岛也做过类似的祭书仪式,“每至除夕,必取一岁所作置几上,焚香再拜,酹酒祝曰:‘此吾终年苦心也。’” 总的来说,唐代以前读书人的祭书仪式大多很简朴,而到了清代,这个仪式不仅步骤繁多,而且成了文人学者间交流的一场盛宴。 若说清代文人举行祭书仪式最负盛名的当数藏书家、校勘学家黄丕烈,黄丕烈本人最爱宋版书,拥有宋版书百余种,自称“佞宋主人”。他于嘉庆六年及二十一年除夕,举行祭书仪式十余次。祭书之时,作为主人的黄丕烈遍邀朋友参加,将自己收藏的宋代珍本经史子集陈列案头,以花果名酒作为供品,焚香参拜,以祈求神灵护佑。值得一提的是,参加黄氏祭书仪式的其他藏书家也带着自家精选的藏品前来赴会,相互观摩、品鉴。仪式结束后,大家饮酒、赋诗、作画,还将这一书林盛事刻于文集中,流传后世。可见,那时的祭书仪式不仅颇为隆重,更是文人雅聚、藏书家之间交流经验和互通有无的一次聚会。 清末民初另一大藏书家傅增湘也是爱书如命之人,有记载说他“独于古籍之缘,校雌之业,深嗜笃好,似挟有生俱来,如寒之索衣,饥之思食,如无一日之可离”。1912年,他得到多部宋版书,欣喜异常,于是仿当年黄丕烈于腊月二十四举行祭书会,当时参加祭书的有文人董缓经、王叔鲁、徐星署、朱翼庵、沈无梦、张孟嘉、彦明允、张冷僧、邵幼石,宾主共十人,亦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。 今人不会再像古代人一样用祭书的方法来保护图书,但是,当人们回顾古人的这般爱书之情时,依旧会心生敬意的。

中国古代文人好以“虫”自比,有两种虫最为人所称颂。一种是“鞠通”,古琴中的蛀虫;一种是“脉望”,古书中的蛀虫。生活于清代乾嘉时期的苏州大藏书家黄丕烈就自称“书虫”、“书魔”、“痴绝”。图片 1screen.width-461) window.open('');" > 黄丕烈像 说起黄丕烈在中国藏书文化史中的地位和影响,如果要套用一句曾经流行的话来概括,应该是藏书界中五百年来数第一。 黄丕烈毕生致力于古籍的收藏和整理研究,不仅在藏书质量、数量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,更在书目题跋、校勘考订、刻书事业、藏书文化的推进和传播等各方面达到了一个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的巅峰。 他一生似乎只做一件事,那就是访书、购书、读书、校勘。晚年的黄丕烈生活窘迫,但他无怨无悔,在玄妙观旁开滂喜园书籍铺,实行以书养书的战略,仍然洒脱地做他的书奴。 科场失意藏书始 黄丕烈,苏州人。生于乾隆二十八年五月,卒于道光五年八月,享年63岁。 黄丕烈祖上本居福建莆田,后迁江宁。殷实的家境使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。 少年黄丕烈与当时大多数读书人一样,为实现自己的理想,同时也是为了尊重父辈的愿望,走上了科举考试的道路。 乾隆四十六年,19岁的黄丕烈考中秀才,入长洲县庠。乾隆五十三年,黄丕烈又以位居第三的名次考中举人,他最初的科举之路可以说还是较为顺畅的。但也是从这时开始,在以后十多年的历次会试中,黄丕烈不但没有功成名就,光宗耀祖,就连进士的大门也没有敲开。 一次次的赴京赶考和落第南归,黄丕烈经历着期待和失望的煎熬。直至嘉庆六年才由举人提拔为直隶知县,但他不愿就任。后由其父出资,为他捐得六部主事一缺,但他无意仕途,旋即弃官归里。仕途不顺的黄丕烈万念俱灰,于是他选择了收藏书籍作为他一生的追求,“惟此几本破书,尚有不能释然”。图片 2screen.width-461) window.open('');" > 黄丕烈手校、吴湖帆夫妇校藏《梦窗词丙丁稿》 据《黄丕烈年谱》考,黄丕烈藏书之始,是在他二十六岁那年,得校本《楚辞》残本于滋兰堂主人朱文游家;第一次手录善本书,是在二十七岁那年冬,借朱氏滋兰堂藏沈宝砚校本《扬子法言李注》十卷而录之;得第一部宋版书是在三十岁时得《大戴礼记》,其跋云:“十一月中于书肆得宋刻本,适余友顾抱冲欲得惠校本,因照原值归去,以惠校本即宋本也。” 自此以后,他藏书的嗜好一发不可收,凡遇善本,不惜重金而购之。他在宋余仁仲刻《公羊解诂》卷首跋云:“余务在必得,惜书而不惜物,书魔故智有如者。”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,黄丕烈先后收藏宋版书达二百多部,称雄海内。他人生几十年的寒冬暑夏,全部都投入到藏书活动中去了。 数度搬家只为书 黄丕烈一生都居住在苏州,先后搬家数次,居所斋名亦多有变化。他早年居所在城南昭明巷,室名曰“养恬书屋”;33岁时,昭明巷旧居失火乃迁至新居王洗马巷。 是年购得宋代严州刊本及宋景德官刻本《仪礼》两种,因《仪礼》又名《士礼》,内有《士冠礼》、《士昏礼》、《士相见礼》诸篇,为志其盛,因此,更名王洗马巷新居为“士礼居”,又取名“联吟西馆”、“荛圃”,书室名曰“小千顷堂”。图片 3screen.width-461) window.open('');" > 重修后的苏州黄丕烈故居 嘉庆七年的十二月,40岁的黄丕烈再次举家迁居到城东悬桥巷。因为城东书肆汇聚,仅玄妙观前便有书肆十余家,所以城东悬桥巷便成了黄丕烈迁居的首选之地。 首开祭书礼,后人也效仿 黛玉葬花,丕烈祭书,同为千古风流事。 两百多年前,黄丕烈的祭书活动,在书林就很有名气。每到年末,他就把自己心爱的书陈列在案头,用鲜花作供,焚香,然后大礼参拜,口中念念有词,不外是“长恩默佑”、“子孙永宝”之类的虔诚吉利话。 一圈子爱书的朋友,拿着各自书楼里的镇楼之宝,相互品评玩味,饮酒诗赋,同人唱和,宾主尽欢。仪式结束后,大家饮酒赋诗作画,将这一书林盛事刻于文集,传流后世,祭书之会,不仅是文人的雅聚,而且是藏书家之间交流经验、互通有无的一次聚会。 黄丕烈祭书的时候,学界名流陈鳣、顾千里、吴翌凤、石韫玉、瞿中溶都参加过。从嘉庆六年及二十一年除夕,黄丕烈共举行祭书十二次,后因经济拮据而无力举行了。嘉庆六年除夕,黄丕烈在读未见书斋中,“布列家藏宋本经史子集,以花果名酒酬之”,首开祭书之礼。 黄丕烈的祭书活动,在后世也有很深远的影响。20世纪30年代,着名藏书家傅增湘先生就曾重举祭书之典,陈列每年新收的古书善本珍籍,遍请同好,恭行祭书之仪。 “佞宋主人”名扬天下 “佞宋”是黄丕烈藏书的最大特点。 明末清初,宋版书日益减少,存世的宋版书渐渐成为藏书家追求的目标,以至形成书史上的佞宋之风。 宋版书大多精于校刊,许多着作最接近原本原貌。从传世实物看,宋版书是现存最早的印本书。宋版书大多是名家书体上板,多采用唐代书法家欧阳询、颜真卿、柳公权字体,或秀雅古劲,或笔势生动,或从容华贵。宋版书刻工精美,良工云集,刀法一流,字体及开本硕大,令人爽心悦目。纸墨精好,墨色鲜艳,油光可鉴,无论黄麻纸还是竹纸,精品书如群星闪耀。 触摸宋版书是很多古籍研究专家终其一生的愿望,但事实上,能够看一眼实物、甚至看一眼影像都很难。因为它珍稀,因为它昂贵,更因为它刊印精美,装潢考究,是中国文化的瑰宝。 黄丕烈就好宋刻,只要听说有宋元精椠,或旧抄善本,就一味搜求不舍。久而久之,得宋刻古籍一百多种。 嘉庆七年末,黄丕烈请顾广圻撰《百宋一廛赋》。“百宋一廛“是黄丕烈专藏宋刊本之处。两年后,顾广圻撰写完成,并雅称黄为“佞宋主人”,黄丕烈欣然认可,且以自号。图片 4screen.width-461) window.open('');" > 南宋刻本陶渊明《陶靖节先生诗》,国家图书馆藏 在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善本中,有两种引人注目的藏品:南宋刻递修本《陶渊明集》和宋汤汉注南宋刻本《陶靖节先生诗》。两书在现存各自的版本系统中,都是最早、最好的版本,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和数据价值,所以藏书家历来珍视两书的聚合。 黄丕烈原已购得《陶渊明集》,格外希望二陶集能够聚合。藏书家周春江将《汤注陶诗》卖出后,黄丕烈就追踪购买,先出40两银子,没想到吴东白已随即将书售与一个叫蒋梦华的人,后来黄丕烈又通过友人吴子修向蒋梦华借来,久经磋商,嘉庆十四年才以一百两银子的价格买了下来。 他感慨说:“此余佞宋之心固结而不可解者,后人视之毋乃讪笑乎。”黄丕烈把费尽曲折买来的宋版《陶靖节先生诗》和原先自己收藏的宋版《陶渊明集》放在一起,给藏书室起名“陶陶室”。斯人已故去,而如今在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库中,还保藏着这两部珍贵的文献,记载着这段藏书故事。 错失影宋本,竟大病一场 像黄丕烈这样的书痴,得到一部好书自然欣喜若狂,但得不到的时候也会坐立不安,最极端的时候,他竟会直接大病一场。 陶正祥是当时着名的书商,家有五柳居,过手珍奇异本甚多。嘉庆十一年,其子将其得到的一本《影宋本周易集解》拿给陈鳣看,并要高价出售。陈鳣正准备从陶氏手上购买此书时,有好事者给黄丕烈通风报信,于是黄氏急忙派人到五柳居去购买,但陈鳣与陶氏商购在先,且不肯将书让于黄氏,为此,黄丕烈急得大病一场,卧床不起。 陈鳣知道此事后,作为黄氏好友于心不忍,把此书让给他。黄丕烈买到此书之后,病也就好了。病好之后,黄丕烈自号“复翁”。他特意制作了一个楠木箱子来盛放这部书,每到年底祭书时,把此书置于首位。等到黄氏晚年贫困之时,对外出售部分图书,陈鳣知道后派人以30金的高价向其议购此书,并最终将这部书购归其向山阁收藏。 抱残老人,两残本由他合二为一 黄丕烈还好收残本、重本、未见本,故此自号“抱残老人”。 好收残本、重本、未见本,目的是为了从各方面保存、了解所藏书籍原貌。他曾说:“余喜蓄书,兼蓄重出之本即破烂不全者,亦复蓄之,重出者取为雠勘之具,不全者或待残缺之补也。”关于黄丕烈收残本之举,在历史上还流传着这样一段趣话。 有一部书,他先从陈鳝处得半部从未见过的刻本,过了几年,他又从张绍仁家收得此书同样刻本的另外半部,将两个半部归为一处时发现竟能合而为一部完整的着述,这就是他所藏的《庆湖遗老诗集》。事后,他曾不无得意地说:“蓄重出之本与未见之本,此余一己之独见也。” 黄丕烈有一处藏书处,名为“读未见书斋”,里面藏的书,多是世上所罕见的书籍。黄丕烈好收未见本,一是因为他兴趣广泛,喜博采广收;另一方面,他深知未见本是藏珍贮宝之处,因而有意于对未见本的收集工作。正因为如此,他的藏书品种多样,有很多稀有而珍贵的版本。丰富而优质的藏书,为黄丕烈日后的图书校勘和刊刻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 黄丕烈&顾广圻,校勘界的黄金搭档 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毫不吝惜地称黄丕烈为“校勘最专门名家”,并将《士礼居丛书》列为“校勘工作的代表书籍”。而黄丕烈和前文提到的顾广圻,则堪称校勘界的黄金搭档。 清代乾嘉之际,考据之风大盛。以黄丕烈等为代表的学者反对宋明以来游谈无根、主观臆断的空疏议论,强调无征不信、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,致力于材料的搜辑整理,校勘之学遂兴。 乾隆五十八年左右,黄丕烈聘请顾广圻为“西席”,约有六年左右的时间,在此期间,顾广圻为黄丕烈校勘、抄录和序跋了许多古籍或抄本,这可以说是清代藏书史上少有的“天作之合”,令人艳羡。 同年秋天,顾氏自杭州返回苏州,黄氏也已在夏天从京城回到苏州,两人再度相见,顾氏不胜感慨地对黄氏说:“近日喜讲古书者竟无其人。” 前文提到,嘉庆七年末,黄丕烈请顾广圻撰《百宋一廛赋》,此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,对“百宋一廛”中所藏宋本书籍一一作了生动的描述,这是一篇凝结了二人共同心血的版本目录学名文,也是中国藏书史上的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。 黄丕烈在长期校书的过程中,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真知灼见。 第一,黄丕烈提出校书要广罗众本,择善而从。 这是我国校勘工作的优良传统。他读校过的留下校勘文字的图书版本有数百种,其中精心而完整校过的本子少说也有数十种。他校勘古书,一般都是搜集多种不同版本进行互校。 第二,黄丕烈主张校书要严守家法,以传统的“死校”为主,不轻易改动一字。 校书有“死校”法和“活校”法。所谓“死校”,就是据此本以校彼本,只指出其错误异同,不改动原本。而“活校”则可以下判断,改原本。 他采取“死校”的方法,是为了保存古书的本来面目,防止发生武断和臆说的错误。他不轻易改动一字,以便后来的学者参考研讨,也便于原本完整流传。在宋元版本流传日少的情况下,用“死校”之法,将宋元刻本的文字内容一字不易地校于近刻本之上,在近刻本上留下宋元版本的原貌,使之得以流传后世,以利来学,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。 黄丕烈主张“死校”,绝不是泥古不化、一成不变。实际上,他也时常采用“活校”法,他是在以恢复古书原本面貌为宗旨的前提下,综合采用了各种古籍校勘方法。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十分可取的,乾嘉间的藏书家和校勘家中,其校本质量最为真实可靠的,非黄丕烈莫属。古书一经黄丕烈校勘,便成为名副其实的善本。这当然是与黄丕烈善于“死校”的校勘方法分不开的。 他的校勘实绩,直到今天,仍在古籍整理和有关学术研究中继续发挥着作用。 校勘《穆天子传》,竟能治病 有一次,黄丕烈重病,但得到一部明代翻刻的《穆天子传》。这部书是明万历时程荣校刻的汉魏丛书本。全书共计六卷,8514字。其内容主要记述周穆王西巡狩猎、在畿田畋游及盛姬之事。他批校此书时,曾“遍借诸家藏本,手校于此”。 他批校此书用了八种善本校对,也就是说经过黄氏批校以后,一书在手,可以知道八个本子的情况。他在重病时以校对书中的文字自娱,心情由此好起来,病也痊愈了。 这部“顾校黄跋”的代表作品,具有重要学术和文献价值。如今可在天津图书馆看到其原貌,并已入选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。 有“黄跋”,即一级名品善本 对于藏书界来说,黄丕烈所作的题跋,俗称“黄跋”,就像阿里巴巴藏宝洞中的芝麻开门,已经成为古籍善本收藏界的一个专门术语了。 黄丕烈习惯于为他所收藏的古籍善本一一撰写题跋,这些题跋有900种以上,至今已有814篇被后人多方搜集,编辑成为极富价值的版本目录。在光绪八年代表他版本学成就的藏书题跋,才第一次被搜集出版,这就是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。 遥想当年黄丕烈神游在古版经典之中,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读古典书,那是何等的逍遥自在、其乐融融。他将题跋的写作当作全面表现自己一生活动的一种文体和形式。他的家庭、儿女、日常生活、藏书生活、学术观点、学术活动、好友交游乃至诗作,都不遗巨细地出现在他的题跋中。 他的题跋不仅保存了大批珍贵的版本学资料,同时也是我们研究他本人生平、思想和建树的主要参考文献。经他拣选、题跋过的古籍,即使不是宋元佳椠,也因跋文中丰富的藏书故事、严谨的学术考证,以及版本自身的稀有性而受到后人珍视,故有“黄跋”之称。 早在嘉庆年间,黄氏藏书刚刚散出之时,凡有“黄跋”者,每册价格就比未经题跋的贵上十金。历经战火及文化劫难,散落民间的“黄跋”早已稀如星凤。按现代确定的善本古籍定级标准,凡有“黄跋”之书,即可列入一级古籍善本。 忍痛转收藏书,珍藏佚散殆尽 私家藏书,没有聚而不散的,有的遭天灾人祸,有的为子孙售卖。黄丕烈的藏书也逃脱不了这一魔咒。他的全部藏书,在嘉庆末年开始散出,至道光初年他去世前已散失殆尽。 嘉庆二十年,黄丕烈曾忍痛将其视为百宋一廛中史部之冠的宋版《前汉书》一百二十卷转售与汪文琛,并在书前写下:“此北宋精刊景佑本《汉书》,为余百宋一廛中史部之冠,藏箧中三十来年矣,非至好不轻示人。郡中厚斋都转偶过小斋,曾一出示,继于朋好中时一及之,奈余惜书癖深,未忍轻弃,并不敢以议价致蔑视宝物,因思都转崇儒重道,昔年出资数万敬修吾郡文庙,其诚挚为何如。” 黄丕烈《玄机诗思图跋》诗注中说:“吾家百宋一廛中物,按图索骥,几为一空。”“按图索骥”之人指的就是汪士钟。在该跋中黄丕烈又说:“此书曾为艺云主人指名相索,予曰:'留此为娱老之资,虽千金不易也。'从此无有过而问焉者。”稍后即在这年黄氏就去世了。 黄丕烈的藏书中,善本秘册多归汪士钟艺芸书舍。继而又先后归杨绍和海源阁、瞿镛铁琴铜剑楼、陆心源皕宋楼。这是清代藏书链中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重要一环。其藏书现存于国内者,绝大多数分藏于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台北中央图书馆等;流往国外的,则藏于日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,此文库成了日本乃至世界上的汉学重镇。 一生藏书,名标史册 黄丕烈的藏书活动包含了中国古代藏书文化的所有现象:藏书、藏书室名、藏书印章、校书、受书、易书、借书、抄书、刊书、版本、古书修复。在所有这些方面,黄丕烈都有精彩表现,都有独特的思想理论,对后世的藏书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所以他在古籍界被视为传奇的人物,以书为尚,苦心集藏,使蔚然之风经久不息,延绵至今,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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