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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照旧老的好,冯芝生的

时间:2019-11-04 10:33来源:中国历史
人不可独居无友。人生各年龄段,对朋友的定义是不同的,对朋友的选择也不同。读书犹如择友,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趣味。我是个愚笨之人,在教书12年后,才懂得何为真正意义上的读

人不可独居无友。人生各年龄段,对朋友的定义是不同的,对朋友的选择也不同。读书犹如择友,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趣味。 我是个愚笨之人,在教书12年后,才懂得何为真正意义上的读书,即摆脱了教科书、教案之类的那种读书。如今,又一个12年倏忽而过,回首这段切换我教育人生的读书时光,我借用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关于智力的三个节奏的说法,把自己的阅读史归结为三个阶段。 刚摆脱教科书和教案这类纯实用性的阅读,我首先接触到两类作品,一是教育类书籍,像苏霍姆林斯基的《给教师的建议》、洛克的《教育漫谈》等,也有当代学者和名师写的着作。《给教师的建议》影响我至深,为我开启了一扇通往儿童心灵的大门,让我看到教育的温情与美好。二是文学作品。台湾散文家张晓风的文字曾深深打动我。我一遍遍读着她的《今天我交给你一个男孩》《柳》,感觉多年来存积在身体的冰川正慢慢消融,被应试磨得粗糙僵硬的心变得柔软。此时接触文学,数量很大,且不同于大学时代的阅读,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“补课”,而是苏醒了的灵魂,在自由地奔跑。“年轻时读过的书,都必须重来。”这是我此时最深的感慨。 这是我阅读史上的第一阶段——浪漫阅读阶段。这阶段的阅读,带有“后青春期”特点,偏于抒情和感性。除了读教育和文学书,各种报刊和流行读物,也不加选择地吞进肚子。总体看,读得有些饥不择食,盲目而浮浅。 这期间,我开始教育随笔的写作。写作让我发现自己知识结构上的短板,面对现实中的诸多问题,我的经验无法解释,读过的文学和教育书籍也帮不上忙。这样,我的阅读转向了其他学科,社会学、历史、哲学等。尤其两年前,我的孩子考上大学哲学系,为陪她读枯燥的哲学,我把家中的哲学书一一找出来。这些书,部分是大学时省吃俭用买的,部分是近年网购的。可惜,我叶公好龙,这些艰深的哲学书大多翻翻便束之高阁。然而,“陪读”的使命感战胜了畏难的情绪。 一天晚上,我啃完一本哲学书,惬意地步出家门,来到县城边沿的马路上。海岛上的人车本来就稀少,夜晚更清寂。南国仲秋的海风,携来薄薄的凉意。我信步走着,猛然发现道旁一些树似曾相识,有低垂婆娑的枝条、细长而碧绿的叶片。走近细看,像极了柳树,一摸弯曲的树干,可不是吗,就是柳树。大道的两旁,种着柳树,而这两三年里我几乎天天走过这里,从未发觉。柳树在路灯下,通体发光。我自然记起张晓风的《柳》中的句子:“别的树总有花、或者果实,只有柳,茫然地散出些没有用处的白絮……别的树适于插花或装饰,只有柳,适于霸陵的折柳送别。柳差不多已经落伍了,柳差不多已经老朽了,柳什么实用价值都没有——除了美。”“柳什么实用价值都没有——除了美”,这句话,说的不正是哲学的本质吗?哲学确实一点“实用”也没有,但它把人的心灵引入自由的思想王国,好像文学,不能传授教学技巧,却使人有情,使人懂得美。想到此,我振奋不已。 从此,哲学书籍,成了我案头的常客。 然而,人到中年,时间与精力非常有限,何况我是教师,要教学,还要做行政事务,不可能读尽天下好书。四年前,受傅国涌先生的影响,我开始研读和整理民国教育文献。为避开那些人人皆知的“民国往事”,我着手搜集民国时期一些名家留下的回忆录、日记、传记、口述史等,尽量占有第一手资料。然后一边阅读,一边寻找写作灵感。 读民国前辈们的回忆文字,除了解他们的经历,积累写作素材,我还有一个始料不及的收获:老一辈人对世事、对人生的通透理解,无形中影响了我的教育观、处世观、生命观。 研读民国史料,是我四年来以及今后一段时间的主要读书方向。进入了这种专题性的阅读,也就进入了我阅读史的第二阶段——精确阶段。这阶段的阅读,最大特点就是扩大阅读领域,提升阅读质量,进而缩小阅读范围,最终把读书的目标锁定在相对集中的领域里,其过程类似于凿井,先准确定位,然后深挖不止。这种精确阅读,方向明确,心无旁骛,阅读效率倍增,成效也明显,三年来,我已编选出版了三本有关民国教育的书籍,另一本专着也即将面世。 阅读的第三阶段,即综合阶段。这是尚未开启的时期。想象中,某一天我会从民国教育中跳出来,展开另一种读书姿态:随心所欲地阅读。到那时,读什么书大概都差别不大,读书不再是研究,也不抱任何目的。读书是读书,就像写作是写作,呼吸是呼吸,仅仅是生命之必需。我向往那样的日子,风淡云轻,心无挂念,世间无物不是可读之书,虽然,也许那时我已老了。 近年,书越聚越多,成了我的负担。一间大书房,顶天立地的大书架,全是书。相反的,自己却年岁渐长。我终于痛下决心,着手清理过时的书,或赠送,或当废纸。这是一件伤心事。另一方面,一本书握在手上,我不得不更为谨慎和挑剔。我在文学、社会学、史学、哲学等领域里,都尽量读为数不多的经典。林语堂先生戏称这少数经典着作为“情人”。每次出远门,我背包里,必有一两个这样的“情人”为伴,于是心里有了别样的踏实,虽然许多时候,根本无暇打开。 书,无论比作朋友,还是喻为情人,皆是妙语,但读书之事,在我看来,还是少而精为宜,“专一”更佳,并且是“老的好”,尤其人至中年以后。

当代着名哲学家、教育家冯友兰从7岁开始读书,一直到去世基本上没有中断过。在87岁高龄时,冯友兰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,他所读的书“大概都是文、史、哲方面的,特别是哲”。 1895年,冯友兰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,7岁那年开始读书,反复吟诵《诗经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等。12岁那年,家里为他聘请教师,系统教授古文、算术、写字、作文等。从那时起,冯友兰常在闲暇时翻阅父亲收藏的新书籍和新刊物,阅读视野越来越广,甚至还读过黄宗羲的《明夷待访录》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籍。 1912年冬,冯友兰考入上海第二中学的高中预科。在这所用全英文原着当教材的中学里,冯友兰第一次读到耶方斯关于逻辑学的论述,对形式逻辑产生了兴趣,并最终爱上了哲学。 如果要列出冯友兰的哲学书单,一定异常困难,单单从他所着的上下两卷本《中国哲学史》中,就可以想象得到他读书之多。 《中国哲学史》完成于抗战前夕,当时轰动学界,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作为哲学领域的标准教科书,即使在今天看来,仍旧是哲学领域的经典着作。读这本书就能发现,对于先秦至近代的哲学书籍和哲学家,如孔孟、老庄、墨子、王充、董仲舒、朱熹、王守仁等,他都系统研读过。此外,从书中对《吕氏春秋》、陶渊明的诗以及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的引用,可以窥见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。对于西方的哲学家及其着作,如康德、黑格尔等,冯友兰也是如数家珍。 读了这么多书,冯友兰自认为是有些读书经验的,并将其概括为精其选、解其言、知其意、明其理四点。 古今中外的书籍浩如烟海,但在冯友兰看来,“大多数的书其实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,有些可能轰动一时,但是昙花一现,不久就过去了”“有永久价值的还是少数”。他主张把书分为三类——要精读的、可以泛读的、只供翻阅的。 哪些书才是值得精读的呢?冯友兰认为“我们看见古代流传下来的书,大部分都是有价值的”,因为古人的书“也有许多没有价值的,不过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为历代群众所推荐,在时间的考验上落了选,被刷下去了”。这些书有些也许还会被刷下去,“不过直到现在为止,它们都是榜上有名的”。 在选定了适合精读的书之后,冯友兰主张不仅要读懂书中的文字,还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,这就是所谓的“解其言”和“知其意”。即使做到这层还是远远不够的,还要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和前人的“互相比较,互相补充,互相纠正”,这样才能“明其理”。用冯友兰的话来说,“读书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活学活用,把书读活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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